中国网8月22日讯(记者 闫景臻)2013年高考录取基本接近尾声,从招生数据看,多个省份的二本及专科分数一降再降,也难以换得低分考生的青睐和“垂怜”。
据了解,山东的高职类学校的面临“吃不饱”的尴尬。青岛职业技术学院的文科计划数为127,投出数为64;理科计划数423,投出数35。山东服装职业学院文理计划分别为983个和774个,投档数分别为58个和24个……有的理科专业面临“零投档”的情况。
目前,高职院校除了传统的高考招生之外,还有单独招生、对口单招、技能拔尖人才免试等政策。可从目前的录取情况来看,这些政策并没未有效缓解所有职业院校的招生难问题。有些地方敞开大门、没了分数线,也成了考生们迫不得已的选择,有些学校甚至在生存的边缘垂死挣扎。
中国网记者希望就近了解高职院校的招生情况,分别联系了一家北京市属公办职业学院和民办职业学院,但都遭到了招生处负责人的拒绝。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石伟平教授在接受中国网记者采访时表示,生源的减少给职业院校的生存造成很多压力,但要想不被时代所淘汰,就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思路,寻求新的发展。
仅凭“高就业率”不能吸引考生报考
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总人数为699万,堪称“史上最难就业年”。与此同时,职业院校的高就业率的报道不绝于耳,当人们还沉浸在职业院校的毕业生“不愁嫁”的美好幻境时。高考招生期众多职业院校却面临 “生源危机”。 “高就业率”并未吸引广大考生主动报考,而成了万不得已的“备胎”。
职业院校的“高就业率”与“招生难”给公众以极大反差。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石伟平教授说,事实上职业院校的“高就业率”只是相对的。据统计,职业院校的就业率虽然略高于二本和三本院校。但相比之下211和985院校仍然高于其它类别。
石伟平教授说,高职的高就业率是近十多年来改革和发展成果的具体体现。比如实施院校评估、教学质量工程的探索与实践、示范院校建设、强化就业导向、开展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等举措,尤其是跟用人单位工作岗位对接后,使得高职毕业生职业性大大的提升。
为何“高就业率”的未能吸引广大考生主动报考呢?石伟平教授认为,第一,高职的录取处于最后阶段,尤其是本科院校扩招后,经过一本二本三本招录之后才轮到高职,留给高职的生源也非常有限。在“先本后专、先公后民“的选择顺序下,民办的职业院校招生更是难上加难。虽然有单独和对口招生的政策和方式,但仍是杯水车薪。一家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职学校招生负责人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第二,高就业率的表象后面存在就业质量不高的问题。目前中国高职的主要问题是“中职不低、高职不高,中高职趋同发展”。高职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培养模式与中职并无明显差异,致使高职毕业生就业后,在薪酬水平、工作环境、职业发展前景方面,与中等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差异性不大。虽然高职教育经过多年改革发展,其职业性得到了大大加强,但它的高等性却一直没能突显出来,这可能是高职在招生时吸引力不够的主要原因。
第三,高职的招生宣传做得不够有效。在招生过程中,没有将高职和中职在人才的定位和培养的“应然”差异告诉考生和家长;没有把该专业高职毕业生与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差异告诉他们;也没有把该专业高职毕业生将来的工作环境、初岗的薪酬与3-5年后的发展岗及其薪酬、职业发展前景如实地告诉他们;并且没有用“对比表”、“职业生涯发展路径图”与“工作环境现场视频”等方式向学生与家长生动展示这些信息。因此许多考生与家长没有选择高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高职,我们目前的招生宣传还是让考生家长感到“一头雾水”。
第四,高职毕业生的生涯前景不明晰,生涯进路(career pathway)不畅通。比如,考生报考该专业后,将来有可能会从事哪些工作,3-5年可以从事什么工作,职业生涯的终点在哪里,家长和考生都看不到;毕业后如果想继续深造,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实现。目前我国高职毕业生继续学习的“专升本”渠道并不畅通,高职教育强调技术应用、实践操作,但是“专升本“的普通本科院校还是以学术型为主,“专升本”考试强化的是理论素养、专业基础,因此高职毕业生“专升本“没有对口的渠道。而在美国,社区学院也是大学的初级学院(junior college),学生毕业后可以到州立大学对口专业继续学业;在日本与我国台湾,也有专门接受专科毕业生继续学习的高等教育机构, “技术科学大学”(日本)与二年制技术学院(“二技”,台湾)。这就是我国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解决的问题。
减免和补助只能吸引农民孩子就读
目前,国家对职业教育在财政支持力度非常大,通过减免学费和增加补助来吸引学生报考。石伟平教授说,这个政策目前也有争议。有人认为过减免和补助吸引来的大部分是农村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生源,但是对发达地区和中产家庭的吸引度可能有限。
经济较发达地区和中产家庭关注是,第一,我到职业院校能不能学到本领;第二,学完之后能不能找到工作;第三,工作后的薪资能否满足我的需求;第四,将来在事业的上的发展前景好不好,继续深造的通道是否通畅。这可能才是高职教育的吸引力所在!
另外,考生报考职业院校的动力不强与社会现状也有很大的关系。在计划经济时代,教授只比技术工人多十几元工资。如今这之间的差别多达几倍。在一个没有人愿意当工人的社会,职业教育不可能有吸引力的;在人人都想坐写字楼、当白领的社会里,高职也不可能有吸引力的,石伟平教授如是说。
如今,“劳动最光荣”成了一句玩笑话,成为遥远的回忆。中国式走红的商道、娱道运用,某些贪官污吏利用权力与渠道优势巧取豪夺,诸如此类将给社会整体的价值观的负面影响令人担忧。
石伟平教授说,现在的不良的宣传让社会价值观进一步扭曲,对青少年的长期影响后果更为严重。人人当老板不太可能,更多的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
我们过去叫“劳动者”,现在称为“建设者”,两个字的变化中体现着对我劳动跟劳动者之间的理解,行行都能出状元,只要能发挥特长,体现出自我价值,都是国家的“建设者”,舆论一定要有正确的引导。

